她的很多话语真是药石之言。

后世的读者，难以感知音韵的和谐。《易经》也有几首颂歌，如《离》写一次天子征讨，最后歌颂道：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

《易传》无视古歌存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引述《易经》时将其中的占辞与古歌一视同仁，混同不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存在这种区分。爻题是后起的名称，《左传》《国语》中均无此种称呼。九四：噬干胏，得金矢。《易传》说《易经》，实际上是采取的六经注我的态度。这些韵律，与《诗经》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初另有诗题中含宛、毖字样的古歌，没能流传下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谣占，不过，它不仅用于蓍筮，也用于龟卜。西方由于处于日落的方向，往往有衰落之意，秋季多西风，西方对应的季节也正是万物凋零的秋季，常与感伤、眷恋、回望等审美情感相联，如《诗经·邶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一方面，政治格局的变化日益凸显着南方的重要性，迫使人的目光南移。对于位居中心的农民来说，正因其观察视角长期不变，周遭恒定的景象在四季之中的变化才变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华夏地理空间的特殊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地理水文各有不同，各方位本身也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价值。从盘古到女娲，几乎所有上古创世神话都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天地设立的重要意义。

如学者宋镇豪将夏商时期的地理观念称之为四海观，并认为早期四海观反映于交通地理观念上的其实就是东方观，是夏人神往东部滨海地区，着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的产物。阴、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南、北的问题，而不是东、西的问题。

六合不仅涵盖了一上一下的天地观念，还囊括了东、南、西、北的方位经验，是中国人对空间认知的完整指称，虽较为晚出，它却是对中国上古空间经验的系统归纳与总结。日落时鸟儿正归巢，所以用这一景象代指西方。《庄子·田子方》讲：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甲骨文中的北的文字字形为两人背靠背站立，《说文解字》说：北也，从二人相背。

另一方面，太阳经验常常与权力感相关联，南方因此往往又涉及政治问题，帝王的统治术就被称为南面之术，如《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农业生产使得华夏民族关于中的概念清晰而稳定，四方也有着恒定的景象，四岳、四渎各就其位，名川大河围绕着位于中央的河洛平原而星散，稳固而有序。《释文》引司马彪注曰：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

早期的空间感知虽已初具形态，但系统的概念反思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得以完成，这一概念即六合。而这一现象首先要追溯至华夏文明的上古农业经验。

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早在商朝就出现了内服外服之分，到了《尚书·禹贡》的时期更有禹从中邦出发，每五百里为一个单位，将天下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圈层，直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以康德将时、空视作人类感知的两种先验形式来看，中所关乎的绝不只是方位经验，甚至更是人类认知的起点问题。天子位于天下中心，是天道的传达者，文明与秩序从天子所在的中心向周边层层蔓延。最早中心观念的出现就是居住者区域和环绕它的未知的、不确定的空间之间相对立的结果，前者是自己的世界。这就为自然环境的相对客观留出了空间，帝王才得以在自然地理之中为自身统治寻求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合法性证明。康德将时间与空间视作人类感知的两种先验直观形式，是一切经验知识的基础。韦昭注《国语》曰：‘北者，古之背字。

太阳东升照亮世界，东方因此代表光明，在四方之中为最尊。西方成了历史的方向，回望西方也正是溯源历史。

这种发现，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事先也得以确定东西方位为基础。一方面，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要远超于其他文明，土地是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11期 进入专题： 方位观 美学意识 。故而东、西这一组方位与南、北相比更具先发性，有学者就认为我国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

坐北朝南也成为后世王城建设的主要方位朝向。另一方面，南方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也是抹不去的背景。西方虽然是日落的方向，却因为有河流发源而被赋予不亚于东方的神圣意味。总而言之，由于人对南、北的认识相对晚出，南向之尊虽然在早期就已然萌芽，但并不如东向之尊普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的时间观念也正是基于农业文明特有的空间经验而生，它离不开中这一稳定的视角。本文欲以方位观作为中国上古美学的重要切点，结合上古地理、政治乃至宗教的相关论述，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激活更多的传统资源。

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与南方的温暖相比，北方始终是严酷的象征。

甲骨文出现后，方的概念更是被高度强化，空间被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出现了四方风、四方神等概念，一切自然物象都被按照方位秩序容纳与整理。故天文之智识，此时大形进步。

回到六合的观念上看，《庄子》还明确区分了六合与六合之外。如《尚书·尧典》说：帝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万流对大海的归复同时也意味着对生命起点的回溯，看似不相关的太阳经验与河流经验在与道相关联的东方之处整合，终、始合而为一，使东方成为生生不息的造化原点。上、下这组原始的空间方位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赋予超经验的属性，这一点在中西文化中都是如此。

花开花落、四季变换，继而引发了中国人对时间的体认。西方作为昆仑所在的方向，和东方一样具备神圣意味，由于它同时涉及族源问题，往往又带有浓重的历史感。

即便是六合之外的超验空间，也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而更多地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空间或审美境界。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不仅昆仑，甚至长安、洛阳这些传统的天下中心都成了西面之居。

人类面前的一切山川河流、星辰日月都依照人类感知活动而建立秩序。从时间上看，中国人历经数次王朝更替，文化习俗愈发不同，离昆仑所指向的上古文化差异越来越大。